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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,有许多人物与事件,犹如隐匿在云雾中的山峦,轮廓虽在,细节却被岁月尘封,充满争议与谜团。张献忠与他所领导的大西军,便是这样一段复杂且充满争议的存在。多年来,张献忠 “屠川” 的恶名在民间广为流传,各种荒诞不经的故事甚嚣尘上,让这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的真实形象愈发模糊。但拨开层层迷雾,拂去历史的尘埃,我们会发现,真实的张献忠与大西军的故事,远比那些传说更为复杂和深刻。
一、风云激荡起狂飙
明朝末年,风雨飘摇,内忧外患交织。朝堂之上,党争不断,官员腐败成风,政治黑暗到了极点。为了满足皇室与官僚集团的奢靡生活,赋税如猛虎般吞噬着百姓的血汗。从1616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起兵开始,明廷就不断加征赋税,从1618-1620年三次加征520万两,天启帝又加征盐税和关税,腐败官僚趁机敛财自肥。底层民众在沉重的负担下,生活苦不堪言,挣扎在生死边缘。与此同时,土地兼并现象极为严重,大量肥沃的土地被地主豪强霸占,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,沦为流民。
而大自然似乎也在与这个衰败的王朝作对,天灾频繁降临。旱灾、水灾、蝗灾接踵而至,所到之处,赤地千里,颗粒无收。百姓们在饥饿与死亡线上苦苦挣扎,树皮、草根甚至泥土都成为他们用以果腹的食物。在这样的绝境下,民众心中的怒火被彻底点燃,反抗的种子在全国各地悄然萌芽。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纵横南北,给予了地主士绅和大明朝廷沉重打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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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献忠,延安柳树涧堡人,家庭情况众说纷纭,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受过一些教育,当过延安府捕快。据说其系元末大将张良弼之后,明初,张良弼兵败殉节后,亲族奔散,其中一支藏匿肤施县,即张献忠家。张献忠父亲在种地之余,以贩盐贩枣为生,张献忠生的“躯干奇伟”、“幼有奇力”,脸色微黄,满脸络腮胡,声若巨雷,因此当地人称他为“黄虎”。他从小天资聪颖,却不爱学习,喜欢舞枪弄棒,经常和同学打架,惹得父亲赔礼道歉,为此还被父亲多次收拾。书既然读不成,他就只能随父亲贩运。一日至内江,张献忠父子将驴拴在石柱上,驴将屎尿撒在石柱上引起主人家不满,遂让张献忠以衣服兜驴粪离开,引起张献忠极大愤怒,发誓要报复川人。后来张献忠去安定县当捕快,却因感觉受知县奴役,一怒之下前往延绥镇投军,投在延绥镇总兵王威旗下。
然而投军也没能找到出路,明末朝廷欠饷严重,到天启年间,仅拖欠延绥镇饷银就达到138万两,发下来的往往又被层层克扣,这种情况下长官只能让张献忠等人出去赚外快,张献忠是新兵下不去手就被长官责打。平心而论,张献忠是不是个好兵呢,后来他曾自述“在洪承畴标下当兵,充一旗手,也曾冒矢石,探虎穴。援辽那年,还不到十八岁。作战中兵刃相接,斩首十余颗。说起来也应博个一官半职,哪知战场上对垒交锋处有我,事后叙功簿上无我。到了部议上陈,恩诏下颁,为官者依然官上加官,轮到我名下,只不过与众兵分吃些牛酒。”待到实在抢无可抢,张献忠等人居然去抢库银,正要被处死的时候,靖边营城总兵陈洪范以张献忠相貌奇伟,于是请求王威赦免,将其责打100军棍、赶出军中了事。张献忠由此对陈洪范感激莫名,他请人雕刻了一个陈洪范雕像,每日烧香礼拜,表示感激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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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双雄会》张献忠
1627年澄城知县张斗耀强征赋税,引起陕西遍地农民起义。横天一字王王嘉胤在府谷县起义;绥德、米脂之间的西川,不沾泥张存孟起义;紫金梁王自用、混天王起于延川;王左挂、苗美起于宜川,闯王高迎祥起于安塞;老回回马守应起于清涧,点灯子赵胜起于延长;其余如汉南王大梁、阶州周大旺群起响应,不可胜数。此时明廷社会情况日益恶化,1628年安塞人马懋才上《备陈灾变疏》,描述延安灾情“臣乡延安府,自去岁一年无雨,草木枯焦。八九月间,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,其粒类糠皮,其味苦而涩,食之仅可延以不死。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,则剥树皮而食。诸树唯榆树差善,杂他树皮以为食,亦可稍缓其死。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,则掘山中石块而食。其石名青叶,味腥而腻,少食则饱,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。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,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,而抢掠无遗矣。”面对如此惨状,明廷不体恤灾情,没有减少田赋、辽饷、宗禄、西北军需等负担,强迫地方官员足额征收,地方官只能采取连坐制,一人逃跑赋税由其余均摊,导致逃亡甚多。雪上加霜的是,许多勤王军由于明廷不供给物资,经过陕西和山西时群起哗变,加入农民军反抗明廷。
1629年张献忠回乡,不想被人诬陷入狱,这场变故让张献忠父亲病死,财产散尽,张献忠于是想重操旧业贩盐,不想被官兵打劫,因此他愤而起义。他和冯双礼投奔米脂十八寨,随同寨主打退官军进攻,一战立威。最终张献忠收服米脂十八寨,自称八大王,所部称西营,还收艾能奇为义子。他积极联络其他义军,训练军队,以提升战斗力。起初,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规模较小,在强大的明军围剿下,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。但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胆识,逐渐壮大自己的势力。在与官军的多次交锋中,张献忠展现出了灵活多变的战术。他时而化整为零,分散官军的注意力,利用山区复杂的地形与敌人周旋;时而又出其不意地集结兵力,对官军发动猛烈攻击,打得敌人措手不及。他向靖边、安定一带移动,消灭了惠世扬纠集的地主武装,又南下绥德,收绥德人李定国、米脂人孙可望、延安人刘文秀为义子。1631年,他又联合义军王子顺、苗美攻打清涧城,被总兵杜文焕打败。张献忠选择诈降后北走府谷县,随后同义军盟主王嘉胤共计36营20余万大军东渡黄河,到达山西河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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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山西与崇祯初年的陕西极其相似。连年天灾造成颗粒无收,官吏却“剜心敲髓”地征收赋税,导致民穷财尽,已经到了“鬻子卖妻,民之皮骨已尽”的地步。当地富户还占用农民田地挖煤,农民只能破产或沦为矿工。起义军一入山西就如同烈火燃烧干柴,一发不可收拾。“东犯赵城、洪洞、汾、霍,西掠石楼、永和、吉、隰”,将那些贪官污吏、为富不仁的豪强诛杀殆尽。明廷接报震怒,命曹文诏入晋会剿河曲城,张献忠和王嘉胤竭力防守,曹文诏却截断水源逼迫义军出城野战,导致义军损失1500多人。1631年6月2日,曹文资利用王嘉胤小舅子刺杀了王嘉胤,义军四散奔逃。
事后义军急需首领,张献忠推紫金梁王自用为首领。为何张献忠推举成功?因为张献忠除了有四大义子和老朋友冯双礼外,还有马元利、狄三品、白文选、王应龙、王尚礼等人来投,实力强大,仅次于闯王高迎祥,当时有实力的起义军头领如曹操罗汝才、老回回马守应、闯将李自成等也一致同意,事情遂定下来。紫金梁把三十六营义军分为三路:一路进攻平阳(今晋南临汾一带),一路进攻泽州、潞安州(今晋东南晋城、长治一带),一路进攻汾州、太原、沁水、辽州(今晋中一带)。命令各义军流动作战,战况不利时逃入山区,明廷于是调虎大威、李卑、贺人龙、左良玉、张应昌、苟伏威、尤世禄、艾万年、邓以及四川石柱土司马凤仪等部来山西镇压义军,义军被明军赶得四处逃窜,晋南、河南、冀南等地都有义军逃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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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32年7月,张献忠随同紫金梁王自用、八大王张献忠、老回回马守应、闯将李自成攻蒲县三日不克,张献忠遂率300骑兵转攻大宁县。8月,张献忠又攻取隰州。年底,张献忠又随李自成、王自用等人攻克辽州,据城和尤世禄血战一场,义军死伤惨重被迫转移。在第二次攻打窦庄期间,紫金梁王自用希望投降明军,但最终没有成功,随后继续坚持作战,他南下泽州打败官军。12月,王自用趁明军群集晋东南,率张献忠等人北上围攻距太原不到50里的寿阳,震惊明廷,朱由检派曹文诏统3000骑兵镇压晋地义军,义军四散逃跑,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转战冀南,先后歼灭左良玉部7000人和石柱土司军马凤仪部,但被大名知府卢象升击败。虽然经屡次剿杀,义军却越来越多。1633年5月王自用病死,闯王高迎祥继承位置。
当时义军被围困在黄河以北,明廷大军重重包围,盟主高迎祥吸收众人建议决定诈降,同时做好突围准备。11月24日,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的黄河冰冻,义军即踏坚冰入河南济源,张献忠部全歼对面明军500人,随后义军用火药将冰炸碎,明军无法过河,只能看着义军进入广阔天地。当时河南灾荒连连,十室九空,官府却还在强征赋税,义军一入河南,贫苦百姓望风景从。面对明军围剿,义军一斗谷部西入武关,又北上西安,吸引明军回援,待明军追来他们又南下四川。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李自成、马守应等部在12月1日攻克伊阳县,2日攻破卢氏县,随后一个月连破河南40余州县。12月19日,义军到达郾城,距离开封已经很近了,河南巡抚元默急忙命令副总兵汤九州进攻义军,汤九州立刻起兵攻打义军,各路明军也纷纷参战,歼灭义军两千余人,义军各自逃窜,张献忠部义军逃窜湖广郧阳(今十堰一带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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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34年1月,张献忠率军进入河南信阳一带,不久攻克应山,此时闯王高迎祥、老回回马守应、曹操罗汝才、闯塌天刘国能也来到这里,与张献忠会合,想合兵攻打武昌。湖广都督邓祖禹率部五千追杀义军20里,但他随即战败被擒,张献忠亲取其心肝以观其忠奸。短暂休整后,张献忠部西进郧阳,连取商洛、户县,西安震动。待洪承畴率军赶到,张献忠又南下四川。2月,他攻克夔州这一大郡,造成明廷极大震动,四川巡抚刘汉儒被撤职。破夔州后,张献忠继续西进,连破开县、云阳,攻取达州、蓬州不克后他转攻巴州。四川总兵侯良柱派重兵防堵,秦良玉则率土司军攻取夔州,张献忠只能以一部北上陕西,一部东进郧阳,其他义军也如法炮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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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廷只能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围剿,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李自成部先从卢氏入武关进犯汉中,被洪承畴堵截后返回郧阳,明廷以卢象升为郧阳巡抚,在二人合力下,义军被杀2400人,跳水死者5000人,坠崖死者2000人,慌忙窜入车厢峡。明军射死多人,当时阴雨连绵,义军又病死多人,只能诈降,最后清点,张献忠部有2.16万人逃出生天。义军进入关中后,连克麟游、永寿等州县。8月,张献忠与李自成合兵攻破邠州,纵横关中。明廷以洪承畴为五省总督,洪承畴布下天罗地网,义军听闻洪承畴到来,纷纷撤兵东走。10月,张献忠部到达灵宝,与明军左良玉、祖宽部对峙,11月张献忠部汇合高迎祥、李自成部后东进,聚集于荥阳一带。
二、逐鹿中原起纷争
崇祯八年(1635 年)正月,农民军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 —— 荥阳大会召开。张献忠与高迎祥作为主要召集人,与十三家七十二营的起义军领袖齐聚荥阳,共商抗敌大计。当时,当时,洪承畴率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三边数万军马出潼关东进,山西总兵曹文诏南进,东有朱大典率天津与关宁兵西进,南有吕维祺率南京兵北进,卢象升集湖广兵和秦翼明率川兵北进,中原大地则有左良玉、汤九州等部,对义军形成合围之势。面对明军的四面围剿,局势万分危急,起义军内部出现了分歧,有人主张分散突围,各自为战;有人则主张联合起来,共同对抗明军。最终,荥阳大会达成了一致决议,通过抓阄确立各自进兵方向,张献忠和高迎祥、李自成等抓得东方,于是起义军开始按照计划展开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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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后,张献忠亲率一路大军,如离弦之箭般直扑安徽凤阳。凤阳,这座明朝的中都,不仅是朱元璋的故乡,更是明朝皇室的祖陵所在地,有着极高的政治象征意义,明廷设有知府,还有二品大员三名,即巡抚、巡按御史、总兵。守陵军队有八卫,计有官军6000余人。张献忠深知,攻打凤阳将对明朝廷造成沉重的打击,不仅能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,更能在心理上给予明朝统治者致命一击。在行军途中,张献忠的军队纪律严明,所过之处,秋毫无犯,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支持与拥护。他们迅速突破了明军的防线,兵临凤阳城下。面对来势汹汹的起义军,凤阳守军惊慌失措,毫无抵抗之力。张献忠率领大军一举攻克凤阳,杀死知府颜容暄和推官万文英等七人、武官四十一人、太监六十余人,释放关在高墙内的朱姓宗室囚犯一百多人。随后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举动——焚毁皇陵。熊熊大火燃烧了数日,享殿、龙兴寺和三万棵古松付之一炬,还烧毁巡抚、巡按、总兵、府署衙门房屋594间,打出“古元真龙皇帝”的旗号,将明朝皇室的尊严与荣耀付之一炬。消息传到京城,崇祯皇帝悲痛欲绝,他深感自己的统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,对张献忠等起义军恨之入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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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这也引发了他与李自成之间的矛盾。李自成认为,张献忠焚毁皇陵的行为过于激进,此举虽然打击了明朝廷,却也会引起天下人的反感,不利于起义军的长远发展。而张献忠则认为,这是对明朝统治的有力反击,是为了给受苦受难的百姓报仇雪恨。二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,关系逐渐恶化。此后,他们各自率领军队,在中原大地上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角逐,向着推翻明朝统治的目标奋勇前进。张献忠攻打庐州不克,遂分兵攻克巢县,1635年1月24日攻打舒城时张献忠损兵千余人,但张献忠27日攻陷庐江,28日攻陷无为州;2月2日,张献忠攻陷潜山,接着又攻克宿松;二月四日,又攻克罗田。至此张献忠在湖广纵横驰骋,明军无法抵挡。
明廷为了报复义军,尤其是张献忠部,从各地额外征调了7.5万兵力,对起义军展开了疯狂的围剿。在曹文诏和邓玘明军的强大攻势下,张献忠的军队陷入了困境,接连遭受重创,损失惨重。他不得不和李自成部一起西入关中,并成功消灭了艾万年、曹文诏等部明军,大大打击了明军气焰。11月,张献忠和高迎祥部义军东进河南,一头撞上了卢象升,留卢象升命祖宽率军祖籍,祖宽斩杀张献忠部3000余人,后虽被包围,但又消灭张献忠部1000人。12月,张献忠和高迎祥部继续东进,庐州、含山、巢县等地因早有准备并未被克,其他州县则被搅得鸡犬不宁。此时卢象升督军围攻张献忠、高迎祥部,滁州之战杀的义军伏尸五十里,张献忠部不得不北走河南。此时义军助理高迎祥部被卢象升杀的只剩千余人躲入秦岭,张献忠部却因为提前分兵逃入陕南得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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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卢象升又因清军入关被调到北方,张献忠在1636年10月从房州一带向东进入河南,随即南下湖广进入应城,接着进围云梦,攻打八日不克;后转攻孝感、黄陂二县,破之。崇祯十年二月,张献忠率十万义军攻克湖广重镇随州,又攻克邓州,随后东进攻打安庆,南京震动,明廷调集大军赶走义军,但张献忠部在撤退过程中还歼灭了南京方面3000新军。
此时杨嗣昌主持明廷镇压计划,张献忠又碰上左良玉,死伤惨重,面对严峻的形势,张献忠不得不暂时收起锋芒,选择了诈降。他率领部队两日狂奔七百里,进驻谷城,表面上接受明朝的招安,实则暗中积蓄力量,等待时机再次起义。在谷城期间,张献忠一边向明朝官员索要军饷,以维持军队的开支;一边积极打造武器,训练士卒,为日后的东山再起做准备。他深知,此次诈降只是权宜之计,一旦时机成熟,他必将再次举起反明的大旗。明朝官员熊文灿,自认为张献忠已真心归降,对其放松了警惕。他万万没有想到,张献忠正在暗中策划着一场更大的风暴。
崇祯十二年(1639 年)五月,在经过两年的蛰伏后,张献忠认为时机已到,毅然再次起义。他率领军队迅速夺取了谷城的库藏,释放了狱中囚犯,并诛杀了当地的贪官污吏。谷城的百姓对明朝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,纷纷响应张献忠的号召,加入了他的队伍。张献忠的起义军迅速壮大,他们一路势如破竹,接连攻克了房县等地,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新的沉重打击。在罗睺山,张献忠部歼灭左良玉2万大军,俘虏1名高级军官,杀死一名高级军官,左良玉仅剩数百人逃回房县。明朝政府得知张献忠再次起义的消息后,大为震惊。崇祯皇帝立即任命杨嗣昌为督师,率领各路大军前往围剿。杨嗣昌制定了“四正六隅” 的围剿策略,企图将张献忠的起义军一举消灭,左良玉在玛瑙山一雪前耻,歼灭张献忠两万军队,俘虏一万多,张献忠兵符印信、粮草物资均被缴获,高级将领多人战死,军师被俘,家眷也都被俘,仅剩数千人逃跑。
不久后的柯家坪之战,明军杀死张献忠部3000人,俘虏2700人,张献忠只能躲入深山。面对明军的围剿,张献忠毫不畏惧,他采取了“以走致敌”的战术,率领军队在湖广、四川、陕西三省交界地带迂回作战,不断调动明军,使其疲于奔命。7月19日,张献忠和罗汝才汇合,向东突破防线,土地岭之战,张献忠和罗汝才歼灭楚军5000人,又在竹菌坪和黄泥隘歼灭川将张令7000人和土司秦良玉三万人,9月攻达州不克后向北突破剑门关,又突然南下在梓潼沉重打击了明军方国安部,10月24日张献忠攻克绵州,南下包围成都,四川巡抚邵捷春调集主力救援成都,张献忠趁机东走,义军飘忽不定,把明军溜得苦不堪言。张献忠南下泸州,杀死知州苏琼,还针对杨嗣昌想在巴蜀歼灭义军的心理,大肆宣传只打楚人不打川人,招募了很多川人士兵。万元吉本来设下伏兵,张献忠却侦知其谋,利用草人竹筏调开包围圈,在1640年正月攻克巴州。此时明军因为长期追不上张献忠,各自散去,只有猛如虎认真追剿,在开县追上张献忠部,本想休息一晚,但参将刘士杰贪功冒进导致大败,猛如虎身负重伤,兵符印信丢失,两个儿子也都战死,损伤精锐两万多人。
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,张献忠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智慧与顽强的战斗精神。他率领军队巧妙地避开了明军的主力,选择明军防守薄弱的地区发动攻击,取得了一系列胜利。崇祯十四年(1641 年),张献忠率领大军奇袭襄阳,一举攻克了这座重镇。襄阳是明朝在湖广地区的军事重镇,城内粮草充足,军备精良。张献忠攻占襄阳后,不仅缴获了大量的物资,还处死了襄王朱翊铭,将王府中的金银财宝分发给当地百姓。这一胜利,沉重打击了明朝的统治,也让张献忠的威名传遍了大江南北。而杨嗣昌在得知襄阳失陷后,自知无法向崇祯皇帝交代,最终在沙市绝望自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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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西进蜀地建新朝
杨嗣昌自杀后,张献忠和罗汝才在河南、湖北攻城略地,明廷急调左良玉围剿,面对敌军来袭,张献忠趁郧阳、房县空虚,向鄂西挺进,罗汝才留在湖广被左良玉打败后只能和李自成合兵。张献忠攻克郧西县后尽杀投降明军的农民军家属,左良玉部下多此类人,对张献忠咬牙切齿,于是在南阳张献忠被左良玉击败,损失数万精锐和先锋,张献忠本人也受伤逃遁,他本想和李自成合兵,但李自成反而想吞并他,罗汝才给了张献忠500骑兵后,张献忠逃回部队。1641年10月,张献忠和革左五营向东南挺进,攻舒城未克,12月义军与明军在桐城鲍家岭和潜山打了两仗,义军损失不小,张献忠养子三鹞子和闯世王阵亡。1642年正月张献忠攻克全椒,2月11日攻克亳州,4月攻克舒城,并在此建立农民政权,随后攻克六安和庐州,张献忠对庐州百姓并不滥杀,只有违反军纪和隐瞒军情才处决,此后他一直在淮河以南作战。当时革左五营北上和李自成合兵,张献忠有前车之鉴因此留下,趁着左良玉东进、湖北空虚的时机,他向湖北进发。
1642年12月,张献忠开始进入湖广,正月十五日开始先后攻克黄梅、黄安、蕲州、蕲水、黄州等地,大规模镇压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,招收了大批贫苦农,声势大振。5月1日,张军攻克汉阳县,5月5日攻破武昌县,30日即攻破武昌府,处死楚王朱华奎和一批官员,当时湖广有15个府,张献忠就占领了8个。6月,张献忠正式建立政权,称大西王,铸“西王之宝”,作为大西朝的国玺。将武昌府作为京城,并改名为天授府。张献忠居楚王府,改楚王府为西王宫。在王宫门口竖立两面大旗,上书:“天与人归,招贤纳士”;又在九门城上,也竖起大旗两面,写着:“天下安静,威镇八方。”大西朝中央政府设更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;又设五军都督府:中军、前军、后军、左军、右军;还设五城兵马司。大西朝地方政权沿袭明制,以省、府、州、县为政府机构,设巡抚及府、州、县官。张献忠进入湖广后,很有一批知识分子追随,参加了义军,张献忠都委以重任,他还开科取士,招揽人才。他还拿出大批金银物资赈济灾民,湖广21个州很快就归附了他。张献忠还派兵连克吉安、吉水、永新、袁州,不久后他利用左良玉和吕大器的矛盾,一举击破明军,占领了湖广和江西大部。
1643李自成在北方势力如日中天,相继占领了大片土地,直逼京城。张献忠深知,自己在中原地区难以与李自成抗衡,外加谋士汪兆龄劝说,于是决定另辟蹊径西进四川,建立自己的根据地。四川,素有 “天府之国” 的美誉,土地肥沃,物产丰富,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。张献忠认为,若能占据四川,便可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和险要的地势,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,进而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。同年年底,张献忠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四川进发。一路上,他的军队纪律严明,所过之处,秋毫无犯,得到了沿途百姓的支持与拥护。大西军顺利攻克了夔州、万县、涪州等地,随后又沿长江东下,直逼重庆。重庆,作为四川的重要门户,战略地位极为重要。明朝政府在此地部署了重兵防守,企图阻止张献忠的进攻。但张献忠毫不畏惧,他亲自指挥作战,采用了火攻等战术,一举攻破了重庆城。
在攻占重庆后,张献忠对明朝的宗室、官员以及为富不仁的地主豪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。他将明朝瑞王朱常浩等宗室成员处死,没收了他们的财产,并将这些财产分发给当地的贫苦百姓。这一举措得到了广大百姓的热烈拥护,他们纷纷加入大西军,使得大西军的势力进一步壮大。随后,张献忠率领大西军继续向成都进军。成都,作为四川的首府,城墙高大坚固,防守严密。但大西军在张献忠的带领下,士气高昂,奋勇作战。经过激烈的战斗,大西军最终攻克了成都。张献忠进入成都后,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。他随即宣布建立大西政权,以成都为西京,自称 “大西王”,改元大顺,四川境内除遵义和石柱、黎州土司外都投降张献忠。
同时期清军已经入关,控制直隶一带,正派军追击李自成军,南明用到福王朱由菘继任皇帝,中国混乱局势加剧。李自成不仅要应付清军和明军进攻,地方上还面临着士绅反攻,他却命马科统军入川占领保宁,这就引起了和张献忠的战争。张献忠派孙可望进攻马科不克,亲率军击败了马科,但这也标志着顺军和西军决裂,不利于共同抗清。大西政权建立后,张献忠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政权建设。他设立了内阁和六部,任命了各级官员,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官僚体系。在选官方面,他采取了个别吸收和开科取士两种形式,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充实到政权中。为了发展经济,他下令铸造 “大顺通宝” 货币,重视手工业的发展,鼓励百姓从事生产。
在军事上,他整治军队纪律,将军队编为一百二十营,设立了总兵等官职,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。同时,他还重视文化建设,组织人员书写和刻印各种文献,提倡白话文书写,以促进文化的传播。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,张献忠采取了团结的政策。他派人到各地招抚少数民族,宣布只要他们归附大西政权,就可以保留原有的官职和领地,并免其三年租赋。这一政策得到了四川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支持,他们纷纷归附大西政权,为大西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然而,大西政权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,其背后隐藏着诸多危机。尽管张献忠在政权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但由于大西军长期流动作战,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,在政权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。
在政治上,大西政权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权力斗争。一些官员为了争夺权力,结党营私,互相倾轧,导致政权内部矛盾重重。同时,张献忠性格多疑,对官员和将领缺乏信任,时常大开杀戒,使得许多有才能的人不敢为其效力,政权的稳定性受到了严重影响。在经济上,虽然张献忠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,但由于战争的破坏,四川地区的经济已经遭受了严重的创伤。农田荒芜,百姓流离失所,商业凋零。大西政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政权运转,不得不加重赋税,这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,引起了百姓的不满。在军事上,大西政权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。明朝的残余势力在四川各地仍有一定的影响力,他们不断组织武装力量,对大西政权进行反抗。同时,清军在北方逐渐崛起,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南方的局势,随时可能挥师南下。
此外,大西军内部也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,部分将领对张献忠的领导产生了不满,甚至出现了叛变的情况。在文化上,张献忠虽然提倡文化建设,但他的一些行为却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反感。他对一些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焚毁,认为这些典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,这一行为遭到了许多文人的抵制。许多知识分子对大西政权持观望态度,甚至有的选择逃离四川,这对大西政权的文化建设和人才储备造成了不利影响。对于明朝宗室,张献忠下令“凡王府宗支,不分顺逆,不分军民,是朱姓者,尽皆诛杀。”共计杀了2万余人,相比之下李自成虽然也杀明朝宗室,但总算还留着部分人未杀。对于官员士绅,张献忠则非常有耐心,实在不降的人如尹申、陈怀西、李含乙等才处死。知道自己不得人心,张献忠在成都严行保甲,要求民众出门用证件,上面需要邻里左右担保,还要载明父母妻子等才能出门,还派特务侦缉民间舆论。对于士子,张献忠开科取士,一次就取了120人,在武举中也取了不少人,多少争取了民众支持。但张献忠没有及时鼓励恢复生产,也没有团结士绅而是强迫士绅上贡,但有反抗就不分良莠一概诛杀,这就大大失去人心,这些问题积聚最终在豪格大军到来后爆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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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折戟沉沙终成空
当时张献忠还派孙可望和张能第进攻汉中,但被贺珍击败,张献忠派刘进忠守朝天关防止李自成南下。此时虽然大西军控制区比较安定,但南明残余势力仍在兴风作浪。崇祯十七年七月,弘光政权任命米寿图为四川巡按御史。八月,明廷任命前大学士王应熊为“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,总督川、广、云、贵军务,专办蜀寇”,赐尚方剑便宜行事。九月,任命原川东兵备金事马乾为四川巡抚。十二月,又任命樊一蘅为川陕总督,“专办蜀寇”。王应熊、樊一蘅都是四川本地人,他们在四川四处串联,利用空白委任状收纳溃兵,招纳文官武将,导致张献忠政权受到不少攻击。如杨展侥幸逃生,在嘉定一带收纳溃卒,治理一方;曾英在明廷支持下击败大西军重夺重庆,又击败刘文秀部,此外,参将王祥起兵遵义,曹勋起兵黎州,游击马应试窃据叙州(宜宾)。王祥出兵綦江,与曾英互为援手,“相椅角”。曹勋亦联络明户部主事范文光,邛州举人刘道贞,拥立朱至澍侄儿为蜀王,占据邛州、雅州一带。
成都举人朱俸尹与阆州举人郑延爵、天全六番招讨使杨之明联合组织了一支武装叛乱队伍,与大西军接战于雅州飞仙关。在川北,原明礼部官员渠县李含乙、李储乙兄弟破家募士,得数千人,攻陷了广安州,杀害大西官员和驻军数千人。在中江、射洪一带,王干城、赵维岳、赵思忠等拥立一个相貌酷似内江王的人为首领,以内江王为号召,竞然聚合十万之众。全川各地大的反叛势力有三十多股,小股反叛势力数不胜数。这些反叛的残明势力攻陷大西所属州县,残酷杀害在四川各地的大西政权各级官员。直到张献忠派孙可望、艾能奇、白文选等率军才将明军击败至山林地带,未能完全消灭他们,因此大西军一走,他们就又出来了。
四川此起彼伏的叛乱让张献忠暴怒,他曾刻碑“天有万物与人,人无一物与天。鬼神明明,自思自量”。刻碑还不能起到效果,张献忠就有计划地消灭四川官绅和武将,许多四川籍官员如礼部尚书江鼎镇、兵部尚书袭完敬、继任礼部尚书吴继善等都因为小事被张献忠处决。他还在大顺二年十月召开科举,借此消灭四川读书人,如果士子不来,本人剥皮,妻女充妓院,邻里、有司、教官斩,连坐十家。最后士子集中在大慈寺,共5000余人。乡试和会试在贡院举行,张献忠命人在西门树立4尺高的绳子,高于绳子的都要被杀,因此士子大多遇难,丢弃的笔砚堆积如山,只有2人幸存,其中一名就是写《蜀警录》的欧阳直。
顺治三年(1646 年),清军在消灭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后,将目标对准了大西政权。清廷任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,率领大军向四川进发。与此同时,明朝的残余势力也攻击大西军,杨展向内溪一带进犯,与刘文秀、耿三品率领的大西军展开激战,大败大西军。樊一蘅、杨展再次攻陷嘉定、邛、眉州等地;明原总兵贾登联由富顺进兵资阳、简州;侯天锡进占西南重镇泸州;马乾占领内江;川东的夔州、万县等地也被原明参将谭弘、谭诣、谭文所占领。大西军内部部分将领动摇,如上南兵备使、举人郝孟旋和顺庆(南充)的大西官员谯应瑞、冯开余、殷承祚等都寻机叛变,投降明军。面对清军和明军的联合进攻,大西政权陷入了绝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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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绝境,张献忠没有改弦更张,却有计划地屠杀四川人,部分大西军不愿意执行命令,张献忠居然将他们集体处决,孙可望等亲信和白文选等将领苦劝张献忠,他方才停止命令。张献忠深知局势的严峻,在南下进攻杨展失败后,他决定亲自率领大军前往川北迎战清军。在出征前,他对军队进行了动员,激励士兵们奋勇杀敌,保卫大西政权。然而,由于大西军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,以及清军的强大攻势,大西军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。
当时,清政府派驻防西安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将军,增派左翼固山额真巴颜、右翼固山额真墨尔根、侍卫李国翰等统兵来到陕西,他们招抚张献忠不成后,多尔衮又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,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、多罗贝勒尼堪、固山贝子吞齐喀、满达海统兵增援陕西,准备入川剿灭大西军。张献忠得报后,为避免清军俘虏妻小,遂将嫔妃子女扑杀殆尽,指定孙可望为继承人,留下命令“明朝三百年正统,未必遂绝,亦天意也。我死,尔急归明,毋为不义。”随后他下令四大义子各自统兵10万进入前线,但刘进忠据守朝天关叛变,引清军南下。同年十一月,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遭遇。双方战斗非常激烈,张献忠将军队布作环形包围圈,清军将领格布库、西特库、乌巴什、古朗阿、巴扬阿等军官先后阵亡,正蓝旗军队几乎要被全歼,在战斗中,张献忠被清军雅布兰的暗箭射中,不幸身亡,年仅四十岁。张献忠的死,犹如晴天霹雳,使得大西军群龙无首,陷入了混乱。清军趁机发动猛烈攻击,大西军全军覆没,清军也遭到重创,豪格、尼堪、满达海等高级将领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。
大西政权虽然覆灭了,但其余部在李定国、孙可望等将领的率领下,继续坚持抗清斗争。他们与南明政权联合,共同对抗清军,在西南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。李定国等将领率领大西军余部,在抗清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,给清军以沉重打击。然而,由于南明政权内部的腐败和矛盾,以及清军的强大实力,大西军余部最终未能实现反清复明的目标。
成都民间流传过一首民谣:“石牛对石鼓,银子万万五。有人识得破,买尽成都府。”传说清兵入关,四川境内发生连年混战,张献忠不得不退出成都。民谣就是说的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,把“大西国”的金银财宝秘藏起来,为了将来能找到所藏之宝,不至于因年代久远而迷失,便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藏宝记号,谁发现了石牛石鼓,就有可能找到“大西国”的神秘宝藏。
张献忠携带的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,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“老虎滩”一带遭到川西明将杨展的突袭,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都分随船队沉落江中。
2005年4月20日,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,施工队在岷江“老虎滩”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,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,银锭身上铸造时打上的“崇祯十六年八月,纹银五十两”字样清晰可见。据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,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,它为破解张献忠在此“千船沉银”之谜找到了证据。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,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,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,从而证实了张献忠300多年前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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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历史尘埃中的回响
张献忠与大西军的故事,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波澜壮阔而又充满争议的篇章。多年来,张献忠 “屠川” 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,许多人将他视为杀人恶魔。然而,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,我们会发现,这一说法存在着诸多疑点。
张献忠屠蜀的一些史书和当时人的笔记记载,《明史·列传第一百九十七·流贼传》记载:献忠黄面长身虎颔,人号黄虎。性狡谲,嗜杀,一日不杀人,辄悒悒不乐。诡开科取士,集于青羊宫,尽杀之,笔墨成丘冢。坑成都民于中园。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。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,名草杀。伪官朝会拜伏,呼獒数十下殿,獒所嗅者,引出斩之,名天杀。又创生剥皮法,皮未去而先绝者,刑者抵死。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,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。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。伪都督张君用、王明等数十人,皆坐杀人少,剥皮死,并屠其家。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,叙州布政使尹伸、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。诸受职者,后寻亦皆见杀。其惨虐无人理,不可胜纪。《客滇述》记载:献忠遣使四出,趣地方官员及乡绅朝见;百姓藏匿官员者凌迟,乡绅不来朝见者亦如是。其求朱姓更急。蜀府宗支多在灌县,乃发兵围之,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”,《圣教入川记》记载:张献忠灭后,旗兵在川,……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,逃往地方,聚集人马抵抗旗兵,如此约有十载。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,川省稍定,始行设官。……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,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,连年刀兵不息。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,一连十五载,川民各处被搂,不遭兵人之劫,即遇寇盗之害。……四川际此兵燹之后,地广人稀。等等。《明史》说张献忠杀人如草,还特别立碑明志,上书:“天生万物与人,人无一物与天,杀杀杀杀杀杀杀”,这就是有名的"七杀碑"。不过七杀碑是否真实存在,考古学家们却众说纷纭。 有人说"七杀碑"实为张献忠的"圣谕碑",上面所书句子是“天生万物与人,人无一物与天,鬼神明明,自思自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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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献忠在四川确实进行过杀戮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毫无理由地滥杀无辜。在大西政权建立初期,四川地区局势动荡,明朝的残余势力、地主豪绅以及土匪武装相互勾结,对大西政权进行疯狂的破坏和反抗。为了稳定局势,巩固政权,张献忠不得不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,对这些反动势力进行打击。然而,在执行过程中,可能由于一些原因,导致杀戮的范围扩大,殃及了部分无辜百姓。但将整个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都归咎于张献忠,显然是不客观的。
事实上,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急剧减少,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除了战争的破坏,还有天灾、瘟疫等因素。多年的战乱使得四川地区的经济崩溃,百姓生活困苦,抵抗力下降,瘟疫随之爆发,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。此外,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,对张献忠和大西军进行了抹黑和污蔑,夸大了他们的杀戮行为,使得 “屠川” 的说法深入人心。
张献忠与大西军的历史,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故事。他们既是反抗明朝腐朽统治的英雄,又是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的悲剧人物。大西军在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中,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他们沉重打击了明朝的统治,推动了历史的发展。虽然大西政权最终未能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,但他们的故事却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,成为后人研究和思考的对象。
在今天,我们应该以客观、公正的态度去看待张献忠与大西军的历史。既要看到他们的功绩,也要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。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,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,从中汲取经验教训,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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